“治疗性地杀死传播学：从阿瑟·伯格的小说谈起”
单波教授做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讲堂
6月8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做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单波教授以“治疗性地杀死传播学：从阿瑟·伯格的小说谈起”为题，为我院师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我院副院长邱凌老师主持了本场讲座。
今年是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四十周年，国内众多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对传播学科进行反思，单波老师认为应对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思想观念偏向进行反思，并从阿瑟·伯格的滑稽凶杀推理小说《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谈起，探讨了“拯救”传播学的另类途径。
单波老师首先提出二战以来的两种“交流”话语——技术性话语与治疗性话语。技术性话语指的是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信息变成了一门技术，进而形成了把自然科学、文科和社会科学结为一体的信息传播观念，治疗性话语则是指针对交流的失败和人的交流困境，在心理治疗、社会批判、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环境等多维度视野中探寻拯救人类交流之道，在治疗性话语中可以寻找交流的智慧。良好的交流具有治疗人的异化、无根、飘零、冷漠等病症的价值，或者消解人的意义与价值迷失，因此我们必须厘清交流的价值，必须反思交流过程中的权力支配关系。单波提出，当下传播学环境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交流？不能达成交流的病根在哪里？即反思人类交流的困境和权力偏向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单波分享了国际传播学会（ica）的旗舰期刊《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今年第二期专刊“领域发酵：传播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ferments in the fiel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反思传播学的视角，并对其中的批判议题，包括殖民主义对全球传播学研究的“长期的、持久的效果”、传播学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的社会化导致引用文献的不均衡性、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及资本导向与权力导向的传播研究等展开解读。
另外，单老师分享了《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一书，并从学术批判的角度谈了对该书的理解。作者阿瑟•伯格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广播与电子传播艺术系的教授。该书是阿瑟·伯格的一部滑稽凶杀推理小说，是一部集推理、理论和讽刺于一体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五位大众传播理论教授出席关于大众传播的某个专题研讨会。五位教授在阐释了各自的传播理论之后，一个接一个神秘地走向死亡。作者通过五个杀人嫌疑犯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关于大众传播的各种不同理论，符号学、传播过程、传播中的对话因素、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小说戏谑地表达了五位社会科学学者同时也是传播学中家喻户晓的理论家鲍德里亚、卡茨、巴赫金、拉斯韦尔和诺尔-纽曼及其代表性的理论，阿瑟·伯格用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理论家们的仿真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对话理论、5w模式与沉默的螺旋理论间内在的冲突。另外，每一个学者都把学术领域视为“权力场”，都在捍卫真理的幌子下维护着自己的学术权力，以自己制造的概念、理论来统领学界。同时，书中还展现一个荒诞的结局：正是学者本身杀死了学术。
单教授认为，小说中蕴含着作者对西方理论界的总体判断，西方理论体系背后隐含着资本主义和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这也回应了他在讲座伊始所表达的观点：对于学者而言，失去智慧就意味着“死亡”，包括死于道德力量的缺失、死于“合唱”、死于徘徊于知识的表层或贪恋知识的权力等。最后，单波提到两种类型的理论家，“碑铭主义” （monumentalism）的理论家强调自我树立理论，希望能够囊括一切其他理论。而“谦逊调适型”（flexibility）的理论家则有真正的智慧，体现着包容、接通一切的信念。他指出，我们对传播学的反思应从自身做起，应由理性自我、道德自我逆流而上，发现生命之流中的交流自我，从而走在不断开拓交流空间的道路上。同理，中国传播学研究应从日常交流实践出发，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交流实践，才能与世界传播学发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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